□ 本报记者 陈 洁

《要有光》是作家梁鸿继“梁庄三部曲”之后，聚焦当代青少年精神困境的非虚构力作。作者历时三年，跨越城市与乡村，走进家庭、学校与精神医疗机构，以数百小时的录音与沉浸式访谈，记录下一批因情绪问题而失学、休学甚至濒临崩溃的少年。这本书不提供标准答案，只以真实的生命故事，照亮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寻找微光的心灵。

书中有两个故事尤为触动人心。

其一是敏敏的故事。这个女孩曾在某个深夜写下遗书，却给自己设下一个微小而悲怆的赌注：“如果父亲推门进来，看到桌上的本子，我就活下去。”然而，门始终没有开。这并非孤例，而是折射出这一代孩子的核心诉求——“被看见”。他们希望父母能真正理解：“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不是天然地爱打游戏，而是退无可退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可现实是，许多家长仍习惯用“青春期”“叛逆”“懒惰”等标签掩盖孩子内心的呼救；当孩子试图解释自己的困境时，换来的常常是责备：“别人怎么没事，就你不行？”这种沟通的断裂，让创伤无法言说，只能内化为自毁的冲动。

另一个案例是吴用。他聪慧而专注，却不断质疑：“为什么要刷题？这只是在扼杀我的思考。”他拒绝成为一个机械的答题者，坚持认为“我不是在学知识，我在学思考”。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，却让他在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中被视为“问题学生”，最终被排除在主流轨道之外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在与母亲激烈争执后，吴用对她说：“妈妈，你得继续学习。”这句话揭示的不仅是代际隔阂，更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认知断裂。

这种代际差异，正是本书着力揭示的核心矛盾。今天的青少年成长于信息爆炸、价值多元、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，他们追问的不再是“如何成功”，而是“为何要活着”“我的精神该往何处安放”。而他们的父母成长于一个社会路径尚显清晰、努力与回报关系更为直观的年代。考上好大学、走出家乡、找份稳定工作；如果还能有点社会认可，就很满足了。但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有吃有喝，这些早已构不成他们的价值支点。当旧的经验无法回应新的追问，爱往往在不自觉中转化为伤害。

梁鸿在书中没有简单归责于任何一方，她只是平静地呈现：孩子、父母、教师，每个人都在自身的局限中尽力而为。令人动容的是，书中采访的那些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孩子们反而会说：“我理解我的父母，他们也是不成熟的人。”这种超越年龄的体谅，并非出于妥协，而是一种努力自洽的尝试——他们试图在创伤中找到出口，让自己获得新的状态和立场。

正是这些瞬间，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力量。梁鸿坦言，写作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疗愈——她逐渐明白，这世上本无完美的人格，也不存在完满的家庭。重要的不是回避创伤，而是在创伤中停止相互埋怨、拒绝停滞不前，而是带着伤痕彼此理解，继续前行。一个受访少年的话，被她记了很久：“没有一种家庭是完全美好、毫无裂隙的。创伤和断裂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”他认为，人必须学会带着创伤走下去，在无可避免的破碎里学习如何彼此理解——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真正反思的可能，社会也才有向前流动的可能。这些话听起来近乎决绝，却蕴含着一种结结实实的力量。那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种新的思维起点。

合上书本，也许我们无法立刻推倒那堵观念的厚墙，却仍可在方寸之间松动它：少一句贬低，多一次倾听；少一份功利，多一份耐心。因为每一个敏敏与吴用，都值得被真正看见。而那束光，就在我们俯身平视孩子双眸的瞬间，悄然亮起。